国内移徙

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高收入国家处在经济增长期，与 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当今规模最大的国内人口 流动出现在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也给城市发展规划带来挑战。

迁徙率因年龄而异，但20至30岁人口的迁徙率往往最 高。从教育的角度看，受到国内移徙影响的小学学龄儿童相 对较少，受此影响的中学学龄青少年略多一些。不过，城市地区的优质教育是促使青年移徙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泰国，21%的青年表示移徙的目的是为了接受教育。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是有可能前往其他地方，以期自己所受的教育获得更高回报（图1）。 因接受教育而形成的好恶和期望也会促使人们不顾收入潜力如何而离开农村地区。在53个国家，与 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人相比，初等教育毕业生的移徙几率增加一倍，中等教育毕业生的移徙几率 增加两倍，高等教育毕业生则增加三倍。

移徙可以改善部分人口而不是全部人口的教育成果

在农村地区入学机会偏少的国家，从农村迁往城市可以提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出生在印度 尼西亚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口为例，童年时就迁居城市的人与留在当地的人相比，前者的学校教育时 间多出三年。

然而，移徙儿童可能无法享受与同龄人同等的教育成果。在2000/2001年出生在巴西东北部地 区的青少年当中，在中学阶段迁居的学生的升学率低于留在当地的人。对于受到国内移徙影响的儿 童，多种因素可能损害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其中包括不确定的法律地位、贫困、政府关注不够、偏 见和成见。

国内移徙管控影响受教育机会

许多国家由于担心出现不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失衡，制定政策遏制移徙，这在某些情况 下可能会影响移徙者接受教育。越南的户口制度限制移徙者接受公立教育，从农村移居城市的穷人 往往前往公立学校不足的地区。近年来的改革旨在取消种种限制，但过去政策的遗留问题使得仅有 临时身份的移徙者依然处于不利境地。

中国的户口登记制度将获得服务与出生地登记挂钩，农民工子女一直被挡在公立学校之外。近 年来对这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2006年，政府要求地方主管部门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2008年， 政府取消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费用，并且从2014年开始，不再将户口所在地与获得服 务挂钩。2016年以来，除几个一线最大城市之外，政府要求其他所有城市进一步放宽限制。

然而，移徙者要接受教育，依然存在障碍。证件和其他入学要求可能会限制入学机会。在北京 的移徙者需要办齐五份证明才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教师可能会对移徙青少年抱有歧视态度。在未 经批准的移民学校里工作的教师可能会面临工资低和工作没有保障等问题，家长经常抱怨这些学校 的师资质量差。

留守儿童面临着特殊教育挑战

移徙还会影响到随父母一方或其他家庭成员留在当地的数以百万计儿童的教育问题。柬埔寨留 守儿童辍学的可能性更高，特别是女童。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估算，农村留守儿童比例约为35%。关于移徙对于留守儿童 的教育和福祉产生影响的相关证据喜忧参半。一些研究发现，移徙对学生成绩有积极影响；但其他 研究显示，与同龄人相比，留守儿童的成绩偏低，心理健康问题较多。

2016年以来，中国颁布了加强留守儿童关爱政策，包括呼吁地方政府敦促家长为留守儿童指定 监护人。寄宿学校是一项重要策略，但这些学校人手不足，设备陈旧。要改善儿童福利，需要对行 政人员进行更为科学的管理培训。

寄宿学校在一些国家很普遍，但目前还没有关于寄宿学校和学生的统计数据。在乌干达，13岁以 下的住宿学生比例在15%左右，到高中阶段的最后几年升至40％。

季节性劳务移徙会影响受教育机会

季节性移徙是穷人的谋生之道，但是会扰乱教育，并可能导致儿童沦为童工和进入工作场所。 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7个城市中约有80％的临时流动儿童在工地附近得不到教育机会，40%的儿 童工作，遭受虐待和剥削。印度政府近日采取行动，鼓励灵活入学，提供移动教育，改善移徙者的 迁出邦和迁入邦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流动儿童入学读书，但具体实施起来还存在很多困难。2010- 2011年，在拉贾斯坦邦的砖窑工地开展了一项试点项目，发现由于教学条件差和学生被迫工作，导 致教师和学生旷课现象十分严重。

家政童工极易被排除在教育之外

2012年，约有1720万5至17岁儿童在雇主家中从事有偿或 无偿家务劳动，其中三分之二是女童。例如在秘鲁利马，年轻 女孩将家政工作视为走出农村和继续接受教育的出路，但繁重 的工作量往往最终导致她们无法接受教育。

收养是许多非洲国家常见的做法。将近10%的塞内加尔儿 童被收养。男童更有可能被送入比较重视教育的家庭，他们的 受教育程度最终会超过其他兄弟姊妹；而女童帮助养父母做家务的可能性几乎是男童的四倍，而且 不太可能因教育原因而被收养。

游牧民和牧民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流动性是游牧民和牧民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干预措施必须认清他们的需求。这些学生的入学 率往往偏低，季节性波动大，学生在掌握识字和算术技能方面需要努力与同龄人保持同步。在蒙 古，资金不足削弱了符合游牧民需求的苏木寄宿学校，导致游牧儿童和非游牧儿童之间出现学习 差距。

许多游牧民或牧民人口多的国家都设有专职政府部门、委员会或理事会，例如苏丹游牧民教育 部。工作重点是根据季节性和流动性调整教育，例如开办住宿学校和流动学校。

尼日利亚北部的许多almajiri（“学习伊斯兰知识的流动学生”）是游牧民子弟。在卡诺州，针 对700名传统教师采取了干预措施，重点是吸引社区参与，并合作选择非宗教科目教师。

建立一个学校网络，让学生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就学，或许是可行的解决方案，但这需 要高效和有效的跟踪监测系统。肯尼亚和索马里等国的做法是提高教师的流动性，让教师和游牧民 一起迁移，以便提供教育。

为游牧民提供的教育应该承认并重视他们的生活方式。适合游牧生活方式的职业教育对于牧民 尤其实用。2012年以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南苏丹和乌干达 等国与游牧社区合作，开办牧场学校，课程重点是畜牧管理效率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城市中的土著群体努力保持身份

很多地方对于土著人口的教育是通过学校教育强迫实施同化。贫困化和人口向城市地区迁徙现 象加剧了这个遗留问题，而这往往意味着土著文化进一步受到侵蚀、语言丧失和歧视。语言的丧失 是城市土著人口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城市青年说土著语言的可能性大 大低于农村青年。

关于土著人口权利的监管框架几乎没有提及生活在城市中的土著人。50%以上的加拿大土著人 口生活在城市。对城市土著居民的分析表明教育在改善土著人生活质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发 现采用文化契合的课程和做法可以改善幼儿教育成果。

移徙给城乡教育规划者带来挑战

农村人口减少，意味着教育规划者必须在有效分配资源与受影响社区的福利之间保持平衡， 这个问题在高收入国家尤为突出。1990至2015年间，芬兰关闭或合并了近80%的学生人数不足50 人的学校，总数超过1600所。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进程和生育率下降也带来了类似的挑 战。2000至2015年间，俄罗斯联邦农村学校的数量从45 000所下降到不足26 000所。中国农村小 学数量在2000至2010年间减少了52%。

政府在考虑通过合并学校来提高效率时，必须认识到学校在社区中起到的重要社会作用以及学 校的其他惠益。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方案（PISA）数据分析表明，在规模较小的学校，学生当中存 在的纪律、迟到和缺勤问题较少。

要做到成功合并，需要与受影响的各方进行协商，并且要考虑成本。立陶宛政府制定了优先措 施来保护规模较小的农村小学，并且提供了数百辆新的大巴校车来保证学生出行安全。

一些国家鼓励农村学校分享资源和学习，以保持活力。智利开设了374个小型中心，供农村教 师聚会，探讨共同面临的挑战。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小规模农村学校的设施进行了重大升级改 造，非政府组织（NGO）、当地社区和学校建立了资源共享网络。

贫民窟中的移徙者获得的教育机会较少

至少有8亿人生活在贫民窟。各国的定义或估算方法可能会低估这一数字。贫民窟的很多居民都 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他们得不到基本服务，其中就包括公立教育。驱逐和重新安置贫民窟居 民，会提高辍学率，降低出勤率。2016年，孟加拉贫民窟的中学学龄青少年失学率是其他城市地区 的两倍。

关于城市生活的辩论主要集中在住房、供水和卫生等问题上，贫民窟的教育情况不属于数据收 集工作的优先事项。棚户区/贫民窟居民国际网络收集了30多个国家的数据，但其中的教育数据不 多。私立学校弥补了公立学校的不足，但由于这些私立学校未经注册，贫民窟的教育活动可能被低 估了。在肯尼亚的基贝拉，开放式摸底调查项目发现了330所学校，而官方估计为100所。这些私立 学校往往管理不善，雇用未经培训的教育工作者，但贫民窟居民别无选择。在内罗毕的贫民窟开展 了一项旨在提高教师素质的举措，由此改善了学生的识字和算术成绩。

在关于贫民窟的城市生活辩论中，应将教育作为一项优先事项。由于政府通常不愿为居住在非 自有土地上的居民投资建设教育基础设施，获得居住权和确定各项权利是向着提供教育迈出的重要 一步。阿根廷的长期教育进步与获得土地所有权有关。

严格的登记和备案要求往往会妨碍移徙者参与可能有益于他们获得教育的社会保障方案。在肯 尼亚的贫民窟，城市社会保障方案要求具备国民身份，由此将5％的预定受益者排除在外，这其中包 括难民、无法证明肯尼亚国籍的人和儿童户主家庭的成员。